桃江凤凰山角下，藏有一块摩崖石刻图，它所刻的位置较为隐秘，以至于自古以来人们对它研究甚少！我对它关注多年，发现它与屈原作《天问》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价值无可估量！

《天问》被公认为是一篇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震惊世界！历朝历代的各类名人学者，无不极尽赞美之词，其影响力已延续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内容涉及世间万物的方方面面，可谓海阔天空，包罗万象。艺术手段独特，令人难于解读。

对于《天问》的创作过程大多依据汉朝王逸《楚辞章句》里的这样一段话语：“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遂成《天问》。自此就有了屈原看了楚国宗庙与公卿祠堂壁画之后,有感而发,挥笔于壁作《天问》的传说。然从未见有古老的实物遗存遗迹为佐证，历来争论不断！

在我县桃花江畔与资水交汇处的凤凰山风景宜人，是一块风水宝地，至今古木昌盛。山脚临江处坐落有一块宽巨大的青石，约四平方米，傲然江滨。它与陕西渭水岸边的姜太公钓鱼台和浙江富春江边的严子陵钓鱼台，并称为中华大地“三大”古钓台之一，名为“屈子钓鱼台”。传说屈原喜欢在此钓鱼而得名。这块摩崖石刻就藏于这巨石的正上方面对江面（图一），默默无闻地待在那里。这是一幅线刻摩崖石刻壁画，篇幅不大，约高1.5米，宽约56厘米。依石壁随形打磨，略带有弧度。初看上去这摩崖石壁画画面有点若有若无之感，与天然石壁融为一体，显得很粗糙而随意，但隐约间充满灵性。

图一 摩崖石刻画整体图

这幅摩崖石刻壁画历史悠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因缺少科学的年代检测，绝对年代不能断定。现在究其年代，只能通过类型学来判断。画面看上去仅寥寥数笔，没有过多的细致的刻画，而是用简洁的线条来勾勒，古朴粗犷。壁画因年代久远风化厉害，局部描写有点模糊了。石壁已出现多条石裂。从其古老的石壁裂纹直劈画面现象，加上石壁的风化程度严重中可以判断，此壁画至少已是千年以上遗存！就他的绘画风格而论，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采用苍劲粗犷的刀法简练地勾勒，注重写意写实，有着异常单纯的整体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很有汉代石刻的味道！我个人感觉它的年代不会晚于汉，甚至会更早！

古老的传说中屈原曾在桃江一带游历，并在桃江凤凰山上作《天问》。后人为纪念屈原在此作天问的壮举而修建了天问阁，清晚期被毁，残存碑记留念（图二）！于是历代文人见此这摩崖石刻，就习惯地把称之为“屈子行吟泽畔图”。

图二 天问遗址碑

   据《清.一统志》载：相传此地乃屈原作《天问》处，山下旧有庙曰凤凰庙。祀原与夫人，俗称凤凰神，每端阳竟渡辄祀之，清道光年间庙毁，今存遗址。这记载中所说的凤凰庙就是指建在我县如今的凤凰山间，它就坐落于壁画的正上方山头。那这幅摩崖石刻画可否与真屈原有关呢？来看看特写（图三）！画面方框结构，框边仅由左右刻有两条随意的直条边线构成。上下没刻边线，自然随型。线框内大片留白，特别是在画上方三分之一处起一片空白，主题画面就集中于石壁三分之一以下处。依稀可见画中有一位戴着高帽，身着华服的大人居于一屋檐状物体之下屈坐仰望。

图三  屈原作《天问》摩崖石刻

这个屋檐物体十分简约，简单的瓦顶结构，斜坡状。屋檐顶顶角有两方形弯曲的装饰物对应.房梁都光素无纹，分两组，一组在屋檐顶左右，主梁屋在屋檐前端，都横穿画面左右。檐下中心部分悬有一球状物。一对帷帐开挂于球体两侧。细细看来这屋檐其实就是一神龛形制，那位大人就是居于神龛下，作拱手状，有可能是在祭拜什么！或是在观摩什么！难解的是，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这位大人其实是背对着神龛，那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若是整体概括一下壁画，画面刻的主题很简单，就是一位孤独的大人在某一空旷庙堂的神坛之下拱手屈坐！那壁画中的人物是谁呢？是不是屈原呢？屈原在《离骚》中是这样描写自己的穿戴：“高余冠之岌岌兮……”说他戴着高高的帽子。这石刻上刻绘的大人形象也是如此，头戴高高的帽子，与屈原的自我描述相雷同。看看石刻中人物身着宽衣，衣裳相连，下裳宽广，长曳及地，属于楚人服饰特点，这些服饰特征也与考古发现中战国时期楚国服饰式样同出一辙。与屈原在此作天问的古老传说结合来看，此壁画中的人物所绘的就是屈原无疑！只可惜风化厉害，脸部，及手部已是模糊不清。1973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的帛画，被人们唤作《人物驭龙图》（图四）。图上绘一侧身直立的男子，危冠深衣，腰佩长剑，画中人物的风度仪容也与屈原对自己的描述极为相似，不由得使人想到轩昂自若的屈原。如果把这壁画结合《楚辞章句》描述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石刻画描绘的内容与它非常接近。似像描绘的是屈原“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休息其下、仰见图画”，虽然其壁画未表现庙内的装饰，庙堂是否有“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不能确定，“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之举也并不明显，但总的说来作者也是意在描写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作《天问》的过程！故把其刻画内容称呼为“屈原作天问石刻图”更为合理！那么屈原何故于此作天问呢？先看看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吧！

图四  人物驭龙图

战国时代的楚国疆域为三楚（西楚、东楚、南楚）从性质来看，南楚是发祥地，东楚是征服、同化地区，西楚是殖民地。据历史记载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楚国对湖南的开拓，始于第16代君主楚厉王时期，最先进入的是湖南西北部，即洞庭湖西部一带。到第17代君主楚武王时，湖南西北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中下游地区，已经纳入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在此设立了黔中郡。今沅陵县城西南约7公里处的窑头古城遗址，已被考古专家认定为楚国黔中郡的郡治。据《禹贡》载,今益阳市远古属荆州。春秋时为楚地，战国时隶楚黔中郡,桃江属于益阳。位于资水江畔。那时候的桃江也是在此辖区。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属贵族出生。少年时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原文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明确记载了屈原在怀王时期曾经任“左徒”一职，这职位相当于左丞相，仅次于令尹，主管外交，也可以对国内指手画脚，所以比外交部长大一些,相当于美国国务卿的角色或者新中国早期的政务院总理。这时的他，是他人生最为得志的时期。不久他就被朝中各种政治斗争打落下来，最终遭到流放。

屈原的作品与他流放的经历密切相关。历代学者研究他的流放过程，均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参考。概括起来列传中把屈原放流的过程分为三个形态：起初是疏，这样写到：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这段话表明了屈原在怀王时期遭谗，被上官大夫状告其“平伐其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因喜夸功之举开始遭到怀王疏远，却仍在郢都任职。

再疏起开始放，说；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这次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屈原由“左徒”退守其世职“三闾大夫'，谏则被遣于汉北，未遭拘禁，并令其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几年后又被召回。《史记·屈原列传》裴骃集解中说：“骃案《离骚序》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原（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是一种掌管三大姓的宗族事务之官的闲职。

第三次才是流，这样写到：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郭沫若 认为“放流”并不是“放逐”，而是“放浪”。列传中还清晰描述了其“放流”时期的状态是“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仍是牵挂楚国的命运，心里依旧怀念楚怀王，期待有朝一日能再回郢都！

总结为屈原的被流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疏"：在郢都任职、遭谗、被疏；第二阶段，“放"：在汉北生活了一段时间，是南楚发源地；由“左徒”退守其世职“三闾大夫”。第三阶段， 流：放浪江南，永不召回。守其世职“三闾大夫”。

屈原曾到过哪里，他流放路线与时间便成了焦点，曾经争论不休。 自1957安徽寿县邱家花园数枚“鄂君启节”（图五）的出土，屈原流放的线路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鄂君启是楚国鄂地的封君。据考证，鄂君启节铸造于楚怀王6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商人免税通关凭证。它分舟节和车节两种，是水路和陆路通行的凭证。鄂君启节中的 “舟节”为水路路线。根据屈原《九章》的记述，学者们发现，屈原流放后所走的路线，与鄂君启节中的“舟节”所记载的路线大体一致。

图五 鄂君启节

据鄂君启节中的“舟节”为水路线，屈原放逐路线大致如下：（1）首先从鄂地出发，向西走，再溯汉水而上，直达汉北；（2）再从汉北折回，向东南，以长江为干线，一直达到江西的彭蠡一带；（3）又从彭蠡一带折回，往西南走，经过湘水、资水、沅水，一直到达澧水，然后北上过长江，到楚都郢城。这一路线图是在通过屈原作品、历史记载、出土文献互证的前提下得到的，在学术界较为认可。我县处在江南，是记载中屈原第三次真正意义上被放流的区域。由此屈原在放流期间曾经过资水的桃江的可能就有了初步依据！

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到刘向《新序》、仇叹》、扬雄《反离骚》、王充《论衡》、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汉代学者们无不把屈原的放流论定在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实质就是当时的黔中郡属地带。“沅湘”是泛指，即屈原流放江南到过的沅水湘江流 域如沅陵、溆浦、桃江、汉寿在等地，也包括汨罗在内。是什么原因促使屈原选择游离于此呢？那我们就得先来回顾一个历史故事。

屈原是出生于楚国最鼎盛时期，在楚怀王时得以重任，官至左徒，可见他对楚怀王情感纠结之深！《张仪传》说“秦要楚，欲得黔中郡地，欲以武关易之”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洛境内）会面。楚怀王大约被秦国打怕了，希望同秦国讲和，所以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决定前往武关赴约。谁知一到武关，就被秦国扣为人质。秦国逼迫他割让黔中郡赎身，但楚怀王宁死不从，三年后客死于秦国。自此屈原便失去了政治依靠，不久就被放流。为什么秦国非要逼迫楚怀王割让黔中郡呢？且怀王不与而誓死捍卫它呢？因为黔中郡盛产黄金、丹砂、铜等战略物资，从沅水流域出发，既可北至清江取盐，又可西上云贵取锡，是楚国的重要经济命脉所在。另外，秦楚交战之际，这里也是秦从巴、蜀攻楚的重要通道。这里土地肥沃，可谓是一个大粮仓，是拱卫楚国的后防。楚国末年徙陈失误所造成的恶果是无法改变的。楚国统治者如果能坚持江沅澧一线。东联江东，西联黔滇，北结中原诸国抗秦，在后方又着力经营，是可以稳住战局的，可以与秦作长期的对抗和周旋。秦经长期的战争变化，内部矛盾也迅速激化。当它在与中原诸国争夺日趋疲惫时，南方之楚仍可得到修整，伺机崛起。这一点屈原看得很明白。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屈原在楚怀王任“左徒”时，他推行“美政”“美德”之思，推行以德为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革除弊政，国强民富、九州一统，被楚怀王采纳吸收，使楚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楚怀王虽利令智昏，却有着誓死为国的精神，怀有霸主中华的梦想！这两点是屈原所认可与尊崇的。屈原在怀王时才得以重用，且在奸臣诽谤、外敌离间下，怀王对屈原并未绝情，只是对他有所疏远，还重用他出使齐游说与楚重归旧好。说明怀王还是知人善用。这也屈原所提倡的美政思想的一部分。加上怀王为国捐躯的美德更为屈原所尊敬！楚国在怀王的治理下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与秦势均力敌。由此可见怀王的遗志是值得屈原所追崇的。屈原游离于此不外乎就是为追随楚怀王的遗志，来捍卫黔中郡之地，力求保全楚国崛起这最后的希望！也能进一步表白了他对楚国的忠心之志！

他的诗歌以独特的巫歌艺术形式，被人民所接受。在他的诗歌中无情的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宣判了他们的罪状，他用人民的心声，喊出了人民的憤怒。他的诗歌深深刻到了人民大众的心中，深受人民的喜爱！他的诗歌以充満爱国激情，民族气节的内容，从而唤起南楚各族民众，合力抗秦，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这一点《天问》显得尤为突出。

郭沫若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橘颂》，《九歌》、 《招魂》，是屈原最早的作品；绝对的年代不能断定，大抵作于楚怀王时，是四十岁以前的东西。《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四十六岁时做的。长久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二期《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 全部作品作于五十岁以后至六十二岁，屈原作于被放流的十二年中,第三期《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是诗人后期的作品，全部是作于六十二岁时二、三、四、五的几个月之间，是诗人精神最后一次强烈的燃烧。《天问》是作于顷襄王时被放流以后，是作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悲回风》最为悲愤，是他初遭放逐时感情最激烈的时候做的。《惜诵》、《抽思》和《思美人》要来缓和一些，是悲愤稍稍平淡了，由追忆的情环所荡漾出来的东西。《思美人》和《抽思》的情怀是相连的，大约是一个时期的作品。他的这一论点在当代学术界是比较权威的。这幅摩崖石刻壁画的存在，也就证实了郭沫若的推断是正确的。《天问》是作于顷襄王时被放流以后。

《楚辞.渔父》中写到：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渔父一眼就能认出了他是“三闾大夫”。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屈原当时穿的就是职服！可见我县这块摩崖石刻壁画中刻画的屈原，他穿的就是“三闾大夫”职服。与渔父记载无形的吻合！证明在这第三次放流期间屈原仍保留着“三闾大夫”这一神职。也印证了渔父中描写的真实性！据实际场景看《楚辞.渔父》描写渔父与屈原相会的情形，很象是屈原站我县这古老的钓鱼台上忧思时，渔父划着小鱼船经过欲做停靠，正好偶遇“三闾大夫”的场景，诗意盎然！不然传说就不会把这摩崖石刻说成“屈子行吟泽畔图”。

这幅壁画与《楚辞章句》相比较起来，有一点共性，就是屈原作《天问》关联庙堂，从古至今历代所有学者也无不这么认为。争论的焦点在于《天问》是否在宗祠见壁画有感而书写于壁，还是在庙堂之外已经做好。

文史杂志碧莲郭沫若在《 屈原赋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里, 针对《天问》是屈原被放逐之后, 看到神庙的壁画而题于 壁上的看法, 指出:“这完全是揣测之辞。任何伟大的神庙, 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的壁画, 而且画出了天地开辟以前的无形无象。”《天问》中引用了大量楚国巫史文献，全诗三百七十多句一千五百多字，一共提了 172 个问题，气势磅礴。屈原非凡的学识基础和卓越的想像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凭借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以问求解的方式,先问天地自然，后三代史事，而以楚国的贤君弄臣作为结尾，问题涉及宇宙的起源、天体构建、大地结构、还包含了大量神话传说。无论宏博深奥的内容还是独特的艺术形式，《天问〉都堪称一首“奇气纵横，独步千古”的奇诗. 同时他还将深邃的思考、大胆的怀疑和执著的求索精神指向了生存世界的各个层面，这些都无不需要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琢磨。不可能仅仅是“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被庙堂壁画内容触动有感而发，即兴挥笔而成。况且“先王公卿”祠堂是庄严肃穆的地方，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哪能对着墙上的壁画而随意涂鸦。这幅摩崖石刻中所表现出宗祠空空如也，感觉不到画满壁画，屈原也未有“因书其壁”之态，而是席地屈坐作拱手状，很理性的样子！

既然《天问》的创作与祠堂关联，它就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石刻中刻绘屈原在庙堂中的形态没有被壁画所动容之感，更无欲挥笔于壁之态！屈原“三闾大夫”之职，主要负责主持宗庙祭祀。是楚国所特有的。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呈考日伯庸"之句，即是自我宣称他是太阳神高阳的嫡传后裔，天上大巫祝融的子孙。“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是说自己的法名“正则"，法号“灵均"。而“正则"、“灵均"其实都是楚国巫师的法号。楚王族真正可以追溯到的始祖应该是火神祝融。传说祝融为高辛帝(舜帝)的火正。火正的职责主要是观象授时、点火烧荒和守燎祭天，涉及农业、天文、历数、祭祀等方面，实际上是大巫。古代神的职业往往家族世袭，有着不可撤销性。祝融的后代一直担任朝廷的司火之官。可以看出屈原以继承了家族“三闾大夫”的巫师身份感到自豪。对他的先祖太阳神石祝融十分的敬仰！石刻中屈原屈地拱手仰视显然是祭拜状！而不是什么挥笔于壁作天问之举！以他的职责为参证，他来到“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只能是为了祭祀拜祭。而祭拜仪典活动是离不开吟唱之词的。他的代表作《九歌》就是一篇明显的祭文，就是为祭祀神而作。如果把《九歌》与《天向》作比较，它们的共同点就只有一个“祭”字。《九歌》缘起对诸神的祭祀.那《天问》的“祭”的是什么呢？

《天问》一开始“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理解这句话我们应该首先得了解楚国的建国历程：在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很弱小的部落。连用来祭祀的贡品都没有.只好到相邻的部落偷了一头小牛来祭祀祖先。这就是“楚人倫牛”的典故。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正是凭着这种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疆域不断扩展，由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泱泱大国，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盘古开天地”的奇迹。“遂古之初”难道不是在隐喻楚国初萌的状态？不是在隐身赞扬楚国开天辟地的壮举？屈原采用对天的而问的艺术形式，用来彰显楚国伟大发展历程。其艺术手法可谓鬼斧神工，高深莫测，令人难于破解！至楚怀王时，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秦、楚两国实力并驾齐驱。那时候中国即将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唯有楚、秦两国。屈原何不渴望楚国现在的君主们能不忘先祖们那样有着对宇宙般的探索求知精神，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并以史为鉴来完成这统一六国的大业！可他的现在君主没有觉醒啊!故屈原作《天问》以示对先祖们的敬仰与缅怀，用以告慰先祖们的在天之灵。！也是对楚君们的提示与唤醒！所以说屈原作《天问》的缘起是对先祖的祭祀，却饱含着他的满腔爱国激情也渗透其间！

宗祠在那个时代是礼制建筑，注重等级制和规矩，《楚辞章句》没有对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形制有所描述，那我县这座凤凰庙是什么样子的呢？如仔细观察下这石刻，就会发现几处精妙之处：

其一；会发现在石刻中心部分，画的左框线外刻有长条格状物，象是一个小梯状物，表示的是一个台阶，示意这“公卿祠堂”建筑在一个高台之上。楚文化的建筑有着独特的风格，通常采用“高台基”、“一台一殿”、“多台成组”。建筑以间为单位，形成以木架构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这个格状台阶，可谓点睛之笔，作者虽未画出庙堂的整体轮廓，但已经展现了楚文化的建筑理念，“高台基”、“一台一殿”。表明屈原所处的庙堂是一个单体建筑。

其二：画框内上下不置边线，显示出此建筑与自然环没有界限，建筑与环境境融为了一体。楚建筑讲究与自然浑然一体，注重“天人合一”。如“台”、“坛”等建筑形制是礼制建筑注重等级制和规矩。但它们在布局上追求的还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楚人看来，环境就是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凤凰山上当时植物比如今应该更为繁茂，又面临江畔，可谓人杰地灵之处。

其三；石刻中画面大片留白，尤其是画中上半部分一片空白。给人一种空灵感！画面中的神龛贯穿的左右的边线，与人物的比例相差不大，整体表现出这祠堂并不很大，但很高，空旷。这种情况十分现实，当时的黔中郡对于楚国来说只是一个偏远的郡县，修建什么大型宗祠可能性不大。楚辞中常提到的“游目”、“流观”意指建筑空间，也即“空灵”，这是楚建筑艺术最重要的构图法则之一。从室内到室外，从室外到室内，这种相向延伸，是—种自然的流变。向内，则是大自然的内向凝聚，向外，则是视野空间成扇形以至全方面的扩展，以至于无限。凤凰祖庙视眼开阔，天地相通，屈原居其下，天人合一！

其四；这石刻壁画中刻画那神龛正中心正好刻画有一球形物体，也是整个画面最核心的位置，特别显眼，球体上还刻了几条小弧形线，示意光芒。并左右置帷帐及吊穗类装饰以示尊贵。作者的意图很明显，意在表明这球体是这庙堂的主题。那他就唯有太阳之神才可以享受如此殊荣，这球体表示的就是太阳！用以阐明此宗祠为始祖太阳神祝融之庙呢。屈原是他的后裔。

以上几点，说明了石刻画的作者对楚文化感悟很深，对这座楚式建筑很了解，对屈原的身世也很熟知。这幅石刻壁画刻画非常粗糙，非出自艺术大师之手，其作者仅仅是一名对屈原无比怀念的人，创作者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真实再现屈原作天问的情景，以示纪念！着力点在于写意，而非传神。这时期屈原远离故都，独自一人在外漂泊已多年，他的忧思与愁闷已达到饱和，国家处在危亡之中，他忧心忡忡，万分心痛！这石刻中屈原的形象是在空荡荡的庙堂中独自一人，是一幅身心孤寂的模样，很符合它当时情形的！心态与《史记·屈原列传》“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可以相呼应。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影像，真实还原了屈原作《天问》情景，能与历史中的他遥相呼辉映！

楚文化源自农耕文明，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们将耕种和祖先的崇拜结合起来，由此而创造出了最原始的图腾崇拜。楚文化图腾主要有凤凰、公鸡等符号。《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所谓“丹雀”、“阳鸟”、“鸾鸟”，就是凤凰神鸟的原型。《广雅》云：“鸾鸟，凤皇属也。”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我县凤凰山的先王之庙在传说中就名为凤凰庙。石刻中神龛就是为太阳之神祝融而设，因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故名为凤凰庙！当时黔中郡属桃江的这座凤凰庙，就是牵动屈原在桃江作《天问》心灵的纽带！楚人以信奉拜日、崇火、尊凤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屈原这位“三闾大夫”固然也摆脱不了先楚文化的影响。如此说来屈原每年在他的先祖祭日来此祭祖就成了于情于理的事！这样就屈原来桃江凤凰庙是为了祭祀祖先就有了文化根源。就能够与其文化背景完美地结合起来！

楚国将亡，他内心产生了无尽的痛苦，那种无赖的愁闷已经达到了饱和，他需要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把他释放，把他宣泄。祖庙成了他不二的选择！

据传说屈原在作《天问》期间时，就住在我县花园洞，并出资修建了一座石桥，后人为了纪念他这位“三闾大夫”而把它命名“三闾桥”（图六）。此桥经历代维修保存至今，最后一次维修是咸丰年间，有碑为证（图七）。由此看来屈原曾居于此不无依据！根据郭沫若的划分《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都作于同一时间段，很有可能都是作于我县花园洞。

图六  三闾桥

图七  三闾桥碑

因为这些作品需要大量的竹简，他不可能带着大量的竹简跑来跑去。屈原在黔中郡属放流近18之久，他创作出这么多伟大的作品，不可能没有一处较为稳定的安身之所。“三闾桥”也是古老历史遗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是没有的，可以作为屈原在此居住的直接证据！

屈原的诗歌是一种独创的骚体，是在学习了大量民间歌谣，采用方言、白话，并使诗之句法延长、篇章扩大的手法，完成了诗歌方面的一个伟大革命。这些都离不开当时他在流落地的居住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我县到了战国中晚期已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区域。有着浓烈的地域文化特色。这一点以考古发现为证，桃江具备所有条件。

距离凤凰山仅五公里处的腰子仑有一春秋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2009年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共发掘这一时期古墓葬一百多座。出土器物显示腰子仑墓群是一处受楚文化影响较深远的越文化墓群，楚式鬲与越式兵器、越式生产工具共存，是越人被楚人影响 、同化的结果 ，充分体现了楚文化逐渐融入到了越文化之中的现象。说明这一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证实楚文化在春秋中期后段已进入资水沿岸，楚、越、巴、濮文化曾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楚人与越人曾在这里共同生活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在凤凰山对岸不远的其它区域，挖掘了大量的战国中晚期楚墓，陪葬物品也多夹杂有各地土著文化的物品，并且几乎每个墓都伴有兵器出土，有点全民皆兵的感觉。说明楚国居民在此休养生息，随时准备抗秦。当时这里居民人口密集，生产生活相对安定。这一现象在当时的黔中郡属其他区域发现相对较少，说明这一带确实随战争的流转，各地土著文化开始融入楚文化之中。桃江坐落在资水江畔，位于黔中郡属的中心地段，交通十分便利，便于屈原游动。这里地势平坦，是一片“鱼米之乡”的富饶土地 ，能为屈原提供安定生活的物质保障。他在此居住，以他“三闾大夫”能很方便深入群众。并用他的诗歌来唤起本地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联合抗秦。此时的他在此漂泊，失意的心无处寄托，桃江这座凰祖庙的存在便使他有了一个心灵依托之处，同时这里也为他“三闾大夫”的工作提供了方便，由此他从事各种祭仪就有了合适的场所。故此屈原选择了在桃江暂住，历经长时间的思想沉淀，他萌生了在此作《天问》释怀的念头。最终在此成就了《天问》这一千古奇诗的诞生！

他把所有的爱国释怀都装了进《天问》，择吉日将它带到了先祖面前“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他带着沉重的心情而将它洒向了天空！他是背对着他所崇拜的“太阳之神”而问，意在向楚国君主发问，想托太阳神力把它的天问之声传递到楚君面前！他的天是代表着国君，问代表着思考！从而《天问》问而不必答，也不可答！天与问是在游走于理性和感性之间，这是他心灵的一种徘徊，此时的他显得如此脆弱和孤独，没人理解他啊！甚至在数千年后！

长期的流徙使屈原变得憔悴、悲怨！他的思想中充满了不满与绝望，他彻夜难眠，渴望得到不灭的希望而获得新生！传说楚怀王死后，并未就此消亡，而是“化而为鸟，名楚魂。”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楚王果然成为了一头不死鸟，被秦灭掉仅十余年，便凤凰涅槃，化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楚人，蜂拥而灭秦。1949年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一座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图八），此幅绘画描绘了楚国妇人向神灵祈祷龙凤能带走她的灵魂的情景。是这种不死文化思想的再现。

图八 《人物龙凤帛画》

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的众多刺绣作品中，还发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三头凤”（图九）纹样。有神话学家认为，“三头凤”应该是上古神话中的“离珠”，就是传说中不死鸟的原型，楚人认为所有生命所有文化都不会衰亡，只要拥有离珠的不死精神，其灵魂都将得到永生。

图九 三头凤

屈原作为巫师对这一点更应该也深信不疑。我中华民族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一次次伟大复兴，重归世界舞台，靠的不就是这种不死鸟的凤凰精神。天问之问亦包含着对楚国灵魂的思索与追寻！楚败秦后，屈原追随着先祖的信念，在五月初五自沉石于汨罗江，最终圆了他的人生理想，他把楚魂放大到了永恒。

五月初五是楚国的鬼节，楚人有在这一天祭拜先祖太阳之神舜帝祝融的传统。屈原是他的后裔，他为之骄傲，把它写进《离骚》中向世人炫耀，他是太阳神的后裔、日月之子、得天地正气的人。又在《涉江》中想象自己跟随舜帝畅游昆仑瑶圃情形，写到“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的情怀是浪漫的，他梦想着追随先祖同冉冉上升的太阳融为一体，所以,屈原有意在这一日投水，昭示报国忠心。那么他是不是也是在这一天吟诵的《天问》，抛洒爱国情怀的呢？依照这幅摩崖石刻图所刻绘的情形，我把屈原作天问的全过程做一个整理与推测！我设想他在长期的流徙中，他的爱国愁思的积累巳经达到他能承受的极点，忧郁已满载到了极限，积累了他作《天问》的灵感源泉，于是他想假借先祖祭日作祭文，把他宣泄出来，也把自己的不满与委屈统统隐含其中，他运思已久，并选择在五月初五这一天祭拜先祖日子里，登上桃江“凤凰庙”朝着故土的方向吟诵《天问》，以他“三闾大夫”的身份完成祭祖的礼仪。他利用了传统的巫祭形式，以极其理性化的诗歌内容来求得驱除国家的灾难，赶走楚王身边妖魔的愿望。他希望借助太阳神的力量，把他心声带到楚王身边。把沉睡楚王唤醒！这一天也恰巧是桃江当时越族居民的端午节，划龙舟的日子。“凤凰庙”正好临江，急促的锣鼓声声轰轰隆隆，惊天动地，屈原心潮澎湃，激昂地吟唱着《天问》，从此太阳之神把他《天问》天的籁之音跨越时空传送到了全世界，千古流传！《天问》也让桃江越族的端午节注入新的精神血液。由此我进一步猜想，屈原在这一带长期流浪的生涯，与当地民众已建起深厚的情感纽带，那时候还没有大哥大、电视机、电脑、广播，他的诗歌仅仅是通过巫祭形式传唱，影响范围启初只能局限在当地居民之中.那是不是桃江楚地民众最先把屈原的名字嵌进了与他原本无关的端午节日里，并结合他的祭日而糅合和在一起，还在资江边刻画了这幅摩崖石刻以表示对他的怀念!端午节是经过几千年各地风俗的渗透、汇融才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其实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早，一开始主要流传于南方吴越一带，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划龙舟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质的娱乐节目。端午节是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的节日。中国人民把这个节日赋予了屈原，用来纪念他。可见他的灵魂影响之深远！古今再没有其二.随着历史的发展端午节风俗形成了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伴着端午节屈原与中国人民永远結合在了一起，而源远流长。

对先哲圣贤屈原的记载都不见任何先秦典籍。《楚辞章句》距离屈原也是近四百多年历史，难免有不足之处，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这幅摩崖石刻壁画与其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非《楚辞章句》的插图版！它刻绘的场景更为周全到位，反映出的历史背景更真实！它在简约中完整呈现出了屈原作《天问》的整个过程，能与史实相互印证。他把“凤凰庙”的形制、性质也具体地概括了出来，并非常实际，连庙堂内空灵的意境表达都很真切。屈原服饰也刻绘得很符合时代特征。说明刻画之人，很接近屈原的年代，很可能作者是对屈原作天问时的情形十分了解的同时代的当地人。以至于他比王毅之说表达的更为透彻；更为准确！我將刻于我县屈子钓鱼台上方的这幅摩崖石刻的意义总结如下：

1、它是全国唯一的屈原作《天问》古老的遗迹遗存。是一幅年代久远的石刻。是《天问》作于桃江凤凰山最直观的证据。它与史书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并与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吻合。

2、这幅摩崖石刻壁画真实准确地映射出了屈原作《天问》全过程。刻绘的是两千多年前，屈原登上建在我县凤凰山高台上的凤凰祖庙中，他来到“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神龛之下是完成祭祀礼仪吟诵《天问》祭文。借以倾泻他的爱国情怀！

3、它把屈原作《天问》的地点锁定在了桃江。把它的写作时间固定在了屈原第三次放流期间。能说明他在桃江居住生活了一段时间是真实存在的。

4、他刻画出了桃江凤凰山“凤凰庙”最初的雏形，既《楚辞章句》“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样子！证明桃江凤凰山有“凤凰庙”曾经确实存在！

5、它表明了“凤凰庙”是他始祖太阳神祝融的祠堂。

6、描绘了屈原这位“三闾大夫”最原始的形象！这一形象也是目前所见屈原最原始的模样写照！

7、石刻描绘的是屈原在祠堂做祭祀的样子，是屈原吟诵《天问》完成祭仪的过程。证明了天问是一篇祭祀文。《天问》的缘起是对先祖的祭祀！

8、屈原作天问是运思已久，而非即兴挥笔于壁。是爱国情怀至深的涌现，而非仰见图画，呵而问之。

9、石刻画中他背对神龛，屈地而坐，结合天问内容表明他在祖庙中是对着楚国君主发问，以求得他们的思考！从而《天问》问而不必答，也不可答！应该说《天问》中天是代表着国君。问代表着思考！

10、它的存在也说明了天问阁遗址是后人为纪念屈原在此作《天问》而修建是实实在在的。

11、这个摩崖石刻画的存在，能辅证故“三闾桥”传说的可信度，说明屈原在桃江花园洞这长期居住过不无可能。

依据这幅摩崖石刻的内容，我把它命名为屈原作《天问》摩崖石刻图。通过它对它的研究，能够破解许多《天问》中难解之谜。沿着他的足迹去寻找屈原在此生活的点点滴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难得珍贵文物，可堪称国宝！这幅摩崖石是《天问》作于桃江最直观的证据，值得我县好好地将它保护并利用起来，去开发它潜在的文化价值、市场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天问》这享誉世界的千古奇文的影响力，借助屈原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的精神领域的超越性，把桃江的屈原文化形成产业链推向全世界。

2012年8月21日，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28届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屈原的“求索”精神。他说，早在23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发出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著名“天问”。屈原的求索，宏远、抽象，是哲人的“终极之问”；当下国人的求索，明确、具象，有的放矢，是不断的改革创新。“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总书记的言语把屈原“天问”的精髓古为今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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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图二、图三、图六、图七来源于桃江文物管理所

图四、图五、图八、图九来源于百度